你如何看待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在日本展览？
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文化有深远意义。《祭侄文稿》是中国书法史上唯一一幅书法人练就后可直接过度草书创作的行书作品（被公认的与兰亭序对立的行书作品）。这幅行书作品的重要性在于，纵横捭阖，不受传统约束地表现了文学（心潮澎湃并出现抽象的铁血肝胆画面），是纯粹原生态作品，与《兰亭集序》极尽雕饰形成鲜明对比。日本人热捧，让我们深思这幅作品对当今的书法创新有何影响？！
如何看待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
可能是因为以前大家关注于爱喝玩乐，而现在随着生活越来越好，大家渐渐注重于文化和自身的提升，那么研究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有利于民族文化自信的提升，这也是未来中国文化传播世界的必要前提。
20世纪40年代初，国内学者、美术家向达、张大千、王子云等曾呼吁保护和研究敦煌石窟宝藏。1944年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下设考古、总务两个组，研究人员有董希文、李浴、史岩、潘洁兹等十余人。
他们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保护、临摹、测绘、资料记录、内容考察等工作，出版了《敦煌石室画像题识》。40年代后期，壁画临本曾在南京、上海等地展出。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有段文杰、史苇湘等青年画家和研究工作者来到敦煌，继续从事保护与临摹工作。
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敦煌文物研究所，直属文化部，常书鸿继续任所长。所内分设保护、考古、美术、资料、摄影等组室，全面开展临摹、保护、研究，临摹作品曾先后在国内外展出。该院修复了许多病害壁画和彩塑，配合保护工程，开展了窟前考古清理发掘。出版有《敦煌壁画》、《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临本）选》、《敦煌壁画（临本）选集》和《敦煌艺术小画库》丛书等；在国内外举办了多次敦煌艺术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中止工作。“文化大革命”后，逐渐恢复。
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常书鸿任名誉院长，下设保护研究所、美术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文献研究所、资料中心、陈列中心、编辑部、摄影录像部等。对敦煌学的研究，包括石窟考古和石窟艺术保护作出了新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所编撰出版了《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石窟供养人题记》、《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5卷)、《敦煌石窟艺术》(22卷)、《敦煌石窟全集》（专题分类全集，共26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莫高窟北区考古报告》、《敦煌研究文集·石窟保护编》、《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等专著。创办《敦煌研究》学报，举办全国性和国际敦煌研究学术讨论会，还出版敦煌学论文4卷，并在法国、日本举办多次敦煌艺术展览，现已发展成为国内外具有规模和影响的世界文化遗产遗址博物馆、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和敦煌学研究基地之一。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说法了。现在的说法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是中西方交流的通道。
敦煌学最初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新发现的文献及相关问题上，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 凡与藏经洞文献以及敦煌石窟建筑、壁画、雕塑以至敦煌的历史文化等，都成为敦煌学 的研究对象。
敦煌学是有中国学着创立的，如陈寅恪、罗振宇，刘师培等人。虽然西方列强抢掠了大多都敦煌文物，但是敦煌学的重要成果都大多出于中国学着。不过其他许多国家对敦煌学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成果。现在的敦煌学是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走向“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会加入到中国文化是研究中来。
敦煌位于中国西部的甘肃省，但是敦煌在日本的影响远远超过甘肃，日本敦煌文物展览的次数、规模超过中国，敦煌资料也比中国开放，而向敦煌捐赠文物的几乎全部都是日本人。
